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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绝当”后 ，该不该收综合费

全国人大代表与民行检察官等认为，典当行业亟待立法规范

“绝当”：是指当户将财产作为“当物”质押或者抵押给典当行，典当行向当户发放“当金”，双方约定由当户在一定期限内赎回当物。如果“当物”到期没有续约、也没有赎回，业内称之为“绝当”。

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就《典当行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。有网友和客户反映，绝当后该不该收综合费法律没有规定。而记者在调查时发现，司法机关办理的一些案件也都表明，这一问题是争议的焦点，急需法律给个明确的说法。

典当借款76万元，当场支付利息、综合费6万元

北京市民胡先生最近有些烦恼。因为他有一处房产，在典当（即当户将财产作为“当物”质押或者抵押给典当行，典当行向当户发放“当金”，双方约定由当户在一定期限内赎回当物的融资业务）到期没有续约、也没有赎回（业内称之为“绝当”）的情况下，被法院判决承担巨额综合费。

“本金才70万元，绝当后居然要收90万元的综合费。”9月18日，胡先生告诉记者，这处房产被法院执行拍卖后，90万元综合费已经被强制执行完毕，但他依然不服。因资金周转的需要，身为医药公司经理的胡先生在2007年1月，找到了北京裕兴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裕兴隆）。

胡先生提出典当的，是他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华清嘉园13号楼的一处房产。他选择的典当方式是“抵押”。他与裕兴隆签订了《房产抵押借款合同》（下称《借款合同》），约定借款76万元，借款期限为半年，双方就该抵押办理了登记。

《借款合同》还约定，胡先生以月利率0.5%、月综合费率2.132%，每月支付2万元，如其不能按时还款，除应当偿还本金、息费外，还应按照借款本金的万分之五支付罚息。

2007年1月31日，胡先生与典当公司签约当天，便从典当金额76万元中扣除3个月的利息和综合费用6万元。此后，双方多次续约，截至2008年9月，胡先生按每月2万元的综合费用，共付给裕兴隆40万元。

“根据2005年商务部、公安部发布的《典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‘当金’利息不得预扣。”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庞涛分析认为，在本案中，要重新核算胡先生应承担的利息和综合费用。其利息为1.14万元，其典当金额实际为74.86万元。然而，在胡先生看来，6万元预扣款中的4.86万元“综合费”，也应该从“当金”中扣除。

“‘不得预扣综合费用’，在《典当管理办法》中并未规定。”庞涛告诉记者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，部门规章《典当管理办法》便是典当行业的最高层级的规范。

“所有的典当行对综合费都是预扣的。我们是按月收取利息、综合费的。提供款项后，就已经完成部分服务，就可以收费。”9月20日，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家典当行从业人员潘女士这样告诉记者。

绝当10个月后，典当公司提起诉讼

虽然借款期限为半年，但2007年下半年，胡先生依然有典当的需要，于是他多次与裕兴隆签订续当协议。最后一次签订的协议，截至2008年9月30日。此后，胡先生再未与之续约，也未赎回抵押房产。

“这在典当业称为‘绝当’。也就是指期满后，当户与典当行未续当，也未赎回当物的情形。一般，在抵押合同订立之初，典当行会约定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拍卖、变卖当物，所得价款优先偿还当金、利息以及综合费。”潘女士说。

然而实践中，对不动产的拍卖、变卖，需要不动产所有者——当户配合签字授权，而当户往往不配合。潘女士告诉记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多数典当行现在都选择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来实现权利。

裕兴隆也是这样。2009年7月，裕兴隆将胡先生诉至北京市原宣武区（现北京市西城区）法院，要求胡先生支付本金76万元、支付2008年9月30日至实际支付日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、综合费。

同月，原宣武区法院作出判决。判决认为，该纠纷应以74.86万元为当金；同时依据双方在《借款合同》中的约定，胡先生应支付2008年9月30日以后产生的利息、综合费、罚金。

据此，胡先生应偿还裕兴隆借款利息及综合费用25万余元（自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），此后，每月按照19703元计算偿还；应偿还罚息14.7万余元，其后每日按374.3元计算偿还。

为何时隔10个月才提起诉讼？“如果是黄金、珠宝、汽车，绝当后，典当行会立即拍卖，在缴纳税款后便可优先受偿。但是房产等不动产，拍卖起来难度非常大，需要获得当户的配合。而在实践中，我们为了拉‘回头客’，往往对当户的还款期限一宽再宽。只有当户非常坚决地不再支付息费，对抵押物不闻不问了，不理睬我们了，我们才能肯定是绝当了。这会耗费一定时间。”潘女士说。

“绝当后还让我支付综合费持续到实际还款日，适用法律有错误。”胡先生不服一审判决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上诉。二审法院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检察院提请抗诉，此前有过成功案例

2010年12月底，胡先生找到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民行部门，提出申诉。庞涛接待了他。庞涛发现，在2010年12月，该院曾经办理过类似的案例。在那个案例中，当事人、当户姚先生的经历与胡先生相似。

姚先生与华隆典当公司的纠纷焦点之一，也是“绝当”后是否要继续缴纳综合费的问题。姚先生的申诉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受理，该院提请抗诉后，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法院提出抗诉，要求其再审。

抗诉书认为，在二者签订的《房屋抵押典当合同》中约定的是绝当后典当公司“拍卖”房屋，而绝当后华隆怠于行使相关权利，选择了在数月后起诉，并收取综合费；其次，依据《典当管理办法》第38条的规定，“综合费”是“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”，那么，绝当后，当户对当物丧失了回赎权，典当行可依法或依约处置当物，自然不存在再为当户提供服务和管理当物的情形。

姚先生一案，2011年被海淀区法院再审改判。依据新判决书，姚先生不用再支付绝当后的综合费。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们看来，姚先生的案子与胡先生典当纠纷案颇有相似之处。

庞涛介绍，“综合费截止时间”是胡先生与裕兴隆争议的焦点问题。双方争议的是其签订的《借款合同》第9条：绝当后，胡先生应偿还所欠的借款本金、利息及综合费用，并承担逾期罚息及实现抵押权的相关费用。

“裕兴隆认为，综合费应支付至绝当后‘抵押权实现阶段’，胡先生认为应支付至绝当之前，即‘典当关系存续期间’。”庞涛说。

“我们认为，《借款合同》并未明确约定胡先生支付综合费的截止时间。”庞涛表示，因《借款合同》是裕兴隆提供的格式合同。而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，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，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。

因此，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请北京市检察院抗诉的《提请抗诉书》中，对《借款合同》第9条这样理解：综合费的相关约定在绝当后应属无效。而二审法院却认为应支付至绝当后抵押权实现阶段，属适用法律错误。《提请抗诉书》同时表示，综合费应发生在绝当之前的典当关系存续期间，绝当后典当法律关系终止，不再产生综合费用。

6月，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检察院提交了《提请抗诉书》，提请该院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。目前，该案还没有新的进展。

典当行管理条例尚未出台，法律法规依然缺位

胡先生的典当纠纷还不止这一起。9月20日，他告诉记者，因急于获取流转资金，2008年3月，他还与北京市另一家典当公司签订过《借款合同》，也是在绝当后发生了纠纷。实践中，因典当纠纷多发，以致产生了一类专门